即时看！寻找王小波童年的北京风景
近日出版的传记《王小波传》中，作者房伟以作家王小波的人生轨迹为记述主轴，追溯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一直写到重回北京再返校园，及之后留学海外的经历，中间夹忆不少王小波鲜为人知的成长秘辛。书乡此次还专访了作者房伟，探讨了创作一部严谨而有创见的传记的写作心得。
王小波在大木仓胡同居住过的平房
《王小波传》 房伟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从成方街爬上城墙
1952年5月，王小波出生在北京复兴门成方街的一家医院。王小波的父母是1949年后进北京城的干部，王小波在北京的几处住所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房伟看来，王小波所居住的大院的那种大院文化有别于王朔、姜文的“部队大院文化”，也有别于“市民胡同文化”，而是事业单位、高校团体有知识分子气息的大院文化。
成方街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内北侧，现属西城区，东起闹市口，西至顺城街，与南兴盛胡同、金融大街相交。这里原有元朝兴建的城隍庙，热闹非凡，明代以此命名为城隍街，如今城隍庙遗址尚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房伟在传记中对照了王小波在《北京风情》中写成方街：“我小时候住在成方街，离北京的城墙很近。就在这条街的尽头，城墙塌了一个口子，沿着一道陡坡，躲开密密麻麻的酸枣刺，就可以上到城上。”
房伟考察到，1949年后成方街的几处四合院成了教育部的进京人口安置地，四合院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柴米油盐中亲如家人，其中有不少像王小波一样跑来跑去的孩子。与老家是四川的父亲和山东的母亲相比，王小波这一代四合院长大的孩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家乡观念已经不是很重，或者说在他们眼中，北京就是家乡。
儿童时代的王小波（宋华提供）
▋“铁一号”的奇幻空间
1955年王小波三岁这年，全家迁居到著名的铁狮子胡同（今已改名为张自忠路）一号。王小波的母亲宋华在教育部工作，父亲王方名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铁一号”是当时的人民大学家属宿舍。
“铁一号”赫赫有名，一直是历史风云变幻的核心，书中形容这里充满了“阴谋与阳谋、斗争与联合、铁血与恐怖”：明崇祯末年，田贵妃的父亲在此建府邸“天春园”，门口有两个大铁狮子，铁狮子胡同由此得名，相传吴三桂和陈圆圆就是在此相识；铁狮子胡同见证过几百年风云变幻，这里曾是康熙九贝子允禟、雍正年和亲王弘昼等府邸；近代这里更成了民国政治风云的重要空间。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在被战火焚毁的胡同原址建造了一组欧式风格和中式风格杂糅的楼宇，北洋政府期间成了段祺瑞执政府，之后这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日据时期是华北日军首脑机关和特务机关所在地，许多建筑都成了王小波儿时探秘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铁一号”被拨给人民大学作为校舍。在后来这里有了“红”“灰”二色的居民楼，王小波一家当年就住在红楼。房伟看来，与成方街不同，“铁一号”的历经历史的建筑构成了王小波童年内心的秘密花园，他在与小伙伴的嬉笑打闹中感受到历史和文化的神秘。周末的“铁一号”时常举办茶话会、联欢会、京戏专场等活动，王小波就会在桌子下面钻来钻去，不停地捣乱。他也在哥哥等大孩子们的带领下，穿梭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中探险，王小波的“钟楼情结”也由此而来。
王小波在《三十而立》中写道：“我记不清楼里有多少黑暗的走廊，全靠屋顶一块明瓦照亮；有多少阁楼，从窗户直通房顶。古老的房子老是引发我的遐想，走着走着身边空无一人。”“铁一号”的影子还出现在他的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中，他写道：“我住在立新街甲一号的破楼里，庚子年间，有一帮洋主子在此据守，招来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大叔，把它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八十多年后，它还摇摇晃晃地站着，我还得住在里面。”
房伟用现代心理学的方式分析作家的童年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出身乡村的作家，容易对狂野、荒坟、植物和动物产生神秘感；而出身城市的作家，容易对某个特定的空间产生神秘感。“铁一号”的历史建筑群就成了王小波的“特定空间”。
王小波一家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宋华提供）
▋“林园楼”外探索大自然
两年后，王小波一家搬进了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教师宿舍楼“林园楼”二号楼。王家和人民大学的渊源很深，房伟考证，人大校园内的家属区从一开始到后来扩大，包括“林园楼”“静园楼”和“宜园楼”三处社区。当时的人民大学在北京西郊，不是如今寸土寸金、毗邻热闹的中关村的海淀核心地区，那时的人大附近还未开发、非常荒凉，学校不招收本科生，只招研究生，所以人也并不多。这就比“铁一号”在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上要更自由广阔了。
“林园楼”是按照当时最时髦的苏式单元楼模板设计的，居住更舒适了，而且也有机会亲近大自然。王小波和兄弟姐妹们捉蝴蝶、捕昆虫、观察不知名的草木、用弹弓打鸟、抓可怜的小刺猬，还用泥土堆出城墙和堡垒，做小孩打仗的游戏。王小波记得，在人民大学操场上，大人们摆起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水缸种植“小球藻”，扯了几十条电线，布置无数的电灯，夜幕降临，操场上灯火通明，大家眼巴巴盼着“魔幻植物”长成“绿色面包”。王小波家也种了不少“小球藻”，可结果除了浪费电，只收获了一缸臭水。
王小波儿时从在人民大学附属幼儿园到人民大学附属小学，10岁时转入二龙路中学附属的大木仓小学。房伟查到，当时的二龙路中学是教育部的直属子弟学校，大木仓小学有“五年一贯制”和“六年一贯制”两种学制，加上中学就变成了“九年一贯制”和“十年一贯制”，王小波从人大附小转到大木仓小学后，读的是六年制的班级。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交通不很发达，人大比较偏远，王家孩子又多，宋华便在教育部院内申请了一间房，带着几个上学的孩子住在那里，王小波和哥哥跟着父亲住在人民大学，周末一家人再去西郊团聚。王小波是个顽童，当时物质生活不富裕，有一次他误把家里养的母鸡砸死了，自知犯了大错的王小波不敢回家，怕挨父亲打骂，愣是从晚上七点走到十一点多，走了四十多里的夜路走回大木仓胡同妈妈那里寻求庇护。全家人为了找他焦急不已，好不容易找到了，也不好意思打他了。
与李银河婚后合影于宿舍楼前（李银河提供）
▋大木仓胡同的阅读时光
后来王小波从人民大学搬到了教育部在大木仓胡同的宿舍，住在一栋叫“小红楼”的职工家属楼。在二龙路东头的大木仓宿舍也有一段历史，它在清初是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府邸，民国时被第十七代郑亲王抵押给了西什库天主教堂，1925年被租给中国大学做校址，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转手，成了教育部的宿舍楼。
王小波在散文中写过：“那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房伟采访了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胡贝戏言，教育部子弟中出了两个“大作家”，一个是“50后”的王小波，一个是“60后”的汪国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胡贝还经常看到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买早点，“不同的是，王小波异常邋遢，而汪国真衣冠楚楚”。
房伟在《王小波传》中着重写了读书对王小波的影响。宋华每次给每个孩子三毛钱坐公交车，王小波把钱省下来买书，有时候走着回家，有时候蹭票。父亲王方名有不少藏书，但不让孩子们看，王小波和哥哥王小平只能偷书看，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写父亲把书都锁在柜子里，里面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有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哥哥怂恿他“火中取栗”：你小，身子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王小波说，“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放学后，王小波还常常去西单的旧书摊“蹭书看”，七七八八看了不少杂书。传记中写道：“王小波读书非常快，记忆力超群，一个小时能看一百三十多页书，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看《水浒传》，简本《聊斋志异》等，姐姐王征记得那时王小波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雅可夫斯基”。房伟在王小波姐夫姚锐戈的帮助下，到访了王小波生前居住的一处住所，这处小屋是在教育部院内，是他母亲宋华分配的，王小波生前在此住过不短的时间，他平时就在这里看书写作，以便照顾年迈的母亲。在这间宿舍里房伟见到了王小波的大量藏书，一类是文学名著，另一类是中国传奇演义和民间故事，他看拉伯雷的《巨人传》、卡夫卡的《变形记》，还喜欢杜拉斯、萧伯纳、奥威尔、卡尔维诺等近现代作家，他喜欢幽默的作家，如马克·吐温。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王小波从儿时一如既往的阅读偏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1969年5月，王小波主动申请去云南插队，属于他在北京的无忧无虑的、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童年生活结束了，这一年他17岁——青春突然到来。
这群在新北京长大的孩子们的童年“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回廊，感受钟楼的恐怖；在高高的房顶，享受鸟儿的自由；在落日的余晖里，寻找传说中的地下水牢；在磨损而破败的木质地板上奔跑，在某个幽暗的角落捉迷藏”。从成方街到“铁一号”，从人大“林园楼”到大木仓胡同，房伟用这条居住轨迹写出了北京这座城市是如何成为王小波文学生涯的“原发时空”。
（原标题：寻找王小波童年的北京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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