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结婚登记量跌破700万对 新世代：我为什么要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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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潮新闻记者参加了一场校友聚会，午餐上菜间隙，话题自然而然聚焦到了工作、理财和婚恋。“这样一看，我们一桌都是给婚育率拖后腿的人啊。”嘈杂中一言出，场面瞬间静默。在场14位校友面面相觑，只有两位已婚，还是今年新婚。而刚跨过30岁门槛的记者本人，已是在座未婚人士中最年轻的。
这届年轻人，真的对婚姻不再向往了吗？
一些数据或许可以佐证。
据民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结婚登记683.3万对，较上一年减少80.3万对，这是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如同一条抛物线，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的顶峰后，中国结婚登记量连续9年下降，终于在2022年跌破700万对。
结婚人数为何连年减少？将对社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年轻人开始反问，我为什么要结婚
第一次踏进心理咨询室时，28岁的小叶刚刚“被分手”。此前，她有着一段让同龄人艳羡的恋情。两人在读研期间相识相知，男友优秀体贴，毕业后拥有一份投行的高薪工作。相恋3年，正当她憧憬着“从校服到婚纱”的美好未来时，幸福戛然而止。当谈婚论嫁摆上台面，男友犹豫了，留下一句“我不想耽误你。”
此后，这句话成了小叶的“心魔”，直到持续一年的心理咨询后，她才逐渐接受现实。前男友不该被一句“渣男”简单定义，随着两人深入沟通，她发现对方确实没有做好走入婚姻的准备。
结婚，正成为不少年轻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杭州有晴天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社工柳丹，曾在杭州拱墅区婚姻登记处做过多年新婚辅导工作。她发现，近3年，初婚登记人数有可感知的下降，且初婚年龄在不断增长。“前来参与新婚辅导的夫妻，很多年龄都超过了30岁。”
官方数据与她的观察相符。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而2010年这一数字是24.89岁。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
推迟、不想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们，在担心什么？“离婚率太高、害怕失去自由、没准备好承担家庭责任，是来访者提到的高频原因。”柳丹说，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个体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尊重，不少年轻人认为，婚姻未必是一段亲密关系的唯一结局。
低结婚率背后，是传统婚姻功能的减弱。经济上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有独立工作、经济来源，甚至收入超过男性，女性对男性和家庭的依赖在不断减弱；在性行为获取上，一项2007年杜蕾斯在中国的相关调查显示，80后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22.1岁，而2015年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95后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已降为17岁，性需求和性满足已不再与婚姻紧密相连。
但同时，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却在提高。在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之外，年轻人们更看重精神世界的契合，有共同爱好、有一起进步的目标、互相理解互相成就，从“附加分”变成了婚姻的“必得分”。一边是婚姻功能弱化，一边是对婚姻的期望值提升，结婚率自然而然地下降。
“以前，到了30岁而立之年，亲戚朋友会问，你为什么不结婚？而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反问，我为什么要结婚？”柳丹说，这几年她观察到一个新现象——婚姻问题的“议题前置”。曾经，当两夫妻走入婚姻才会着重考虑的家庭观、消费观、生育等议题，年轻人在恋爱、同居期间已经在“模拟预演”。
放眼全球，中国当下面临的婚育问题并非个例。“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欧美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国家也都曾经经历过。”任远说，结婚率下降还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女性的发展。但同时，社会发展也需要正视当前的“结婚难”“结婚贵”等问题，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在全社会营造婚恋新风。
柳丹递给潮新闻记者一张“新婚调查问卷”，此前，这主要用于新人领证后的公益性新婚辅导。问卷上，“婚房由对方父母出资，房子的主人是谁？”“你同意给双方父母房子钥匙吗？”“对方怎样频次的出差加班是我可以接受的？”最后还有一道附加题“我们永远不会为婚姻放弃自我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涵盖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直指婚姻生活的边界与底线。“以前，半数夫妻拿到问卷后会说，这些我们还没想过。”
而现在，思考提前了。在社工身份外，柳丹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近两年，一种名为“伴侣咨询”的项目越来越被年轻人接受。一对对情侣结伴而来，坐在一起倾吐心声、达成共识，其中有不少是备婚者。“年轻人更愿意把婚后要解决的议题拿到婚前来讨论，毕竟分手的成本远低于离婚成本。”
人们对婚姻越来越谨慎了。柳丹能明显感受到，前来领证的晚婚者对待婚姻更加理性。但深思熟虑的婚姻，并不等同于筹谋算计，它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郑重和浪漫——我知道进入这段关系代表着让渡一部分自我，但我仍愿意与你携手终生。“从这一点来看，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不是不向往，而是太向往了。”柳丹说。
柳丹提供的“新婚调查问卷”。
结婚率下降，有社会因素，也有人口学因素
除了新世代群体的婚恋观念、婚姻成本收益的比较和社会变迁对结婚率带来的影响，从更深的时间轴来看，人口学因素也对当前的结婚率下降发挥着影响。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表示，结婚人数不断走低的背后，有1990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量总体上逐步减少的队列推移的原因。“在1982-1991年间，我国经历了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而1990年出生人口数基本达到高峰，约在2500-2600万，随后的十年来逐步下降，到1999年，年出生人口数在1200万左右，当这批人口进入适婚年龄时，也就是最近若干年来，我国年结婚人口数量也逐年下降。”
人口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会继续发酵。“结婚人数下降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强化。”任远告诉潮新闻记者，目前，我国非婚生生育率较低，婚姻还是生育的“必经之路”，结婚率的下降势必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其中，一孩生育率下降最为直接。
6月16日，“我国一孩生育率跌至0.5”再次登上微博热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就曾提交了一份关于重视一孩生育支持的提案。提案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
在今年4月发表于《人口与健康》杂志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注重加强一孩生育支持》一文中，贺丹再次呼吁，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和户籍限制。文中提出，一孩生育作为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反而被忽视。这不仅会抑制广大家庭的初育意愿，也将对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响，最终影响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
此外，任远还指出，随着结婚率的下降，单身未婚青年男女数量增多，大龄未婚男性、大龄未婚女性等“剩男”“剩女”现象都会更明显。同时“未婚同居”的社会现象也会越来越普遍。他提到了一个人口学概念——第二次人口转变。
任远向潮新闻记者解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开始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不同于重视家庭作用和降低生育率的第一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表现出的特点包括：婚龄继续推迟，离婚、同居、再婚等现象增加，单亲家庭等不同的家庭类型增加，生育率继续下降等。“中国可以说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初期，相当大概率也会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 任远说，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下，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基本在中长期内还是会维持低生育率，结婚率也还会继续下降。
